Your Smile

九月六日，我在前往台北的高鐵列車上記下了一段文字，用我一貫的開箱文式隨筆，把新錶與老裴寫在一起：

我搭上了9:13的快車，這是算好時間的，我可以在10:59抵達台北。對於參加13:00的追思會來說，綽綽有餘。

嘿，老裴！這個被切割成以分鐘為單位計算時間的現代社會，我們有過好多次討論，它既遠遠不止於單純的鐘錶刻度，也超越了心理上的感受，以至於當我在碩士班以「社會時間建構」為主題，探討現代社會的時間零碎化，並進一步希望連結至對生命的關懷時，你領我穿越那些幽暗的時刻。

如今你身處幽微之境，我們這些做學生的，只希望有機會聚在一起想想你的光芒，也許那些存在於眾人心中的熱情，足以溫暖彼此，並迴向給你，照亮幽谷。

前兩天，我獲贈了一只SEIKO 5 Sports GMT，這只機械錶被外媒評為2022年上半年最值得入手的錶款。對方多次注意到我手上的BALL Roadmaster Marine GMT，猜測我喜歡GMT錶款，於是瞞著我買了錶，做為一項合作的慶賀，而我由衷感激這份友誼，更勝合作本身。

我之所以喜歡GMT錶款，相當程度來自於對時間概念的好奇心，三地時刻同步閱讀，對我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而這個好奇心，大概跟碩士的研究脫不了關係。

昨天晚上，我在錶店關門前，將新錶送去調整錶帶，今天第一次戴上它出門，這也許是一種極為個人的致意，只有我知道，第二時間設為加州，第三時間定在德國，在這個北上參加追思會的時刻，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我提早到了台北，於是決定在劍潭站下車，想要漫步走過士林，慢慢回憶我的大學生活。然而白天的士林夜市宛如空城，各個店面前都掛出了招租的布條，與記憶中的樣子截然不同，彷彿是末日後的殘垣，也映照著老裴離去，心中失落的一塊。

出入東吳，一直是浪漫的事，即便在這天，我仍然忍不住心中的悸動。有人說，一間好大學，一定會伴隨一條標誌性的河流，以劍橋的康河為代表，牛津、哈佛等大學，都有一條屬於學生記憶中的河流。很幸運的，我的大學生活也有一條河流，在這個校園裡發生的一切，伴隨著雙溪水流聲，深深的鑲嵌在我的心底。

儘管校園有不少改變，熟悉的大階梯、小角落，一再喚起我20年前的生活片段，我彷彿可以在那些學生中看見年輕的我的身影，就在這個地方活動著。

七月六日，老裴的狀況很不好，學弟妹們請大家寫些話給他，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

您在課堂上滔滔不絕與課堂外與我們相處的身影仍歷歷在目，大學時我在您的課堂上學到使用政府主計總處統計數據判斷國力的能力，碩士班更領我進入政經與社會的奧妙世界。尤其擔任您大學部助教的經驗，在您、我與學弟妹之間，串起了美好的傳承。在我的書架上仍放著當時用作課本的《資本論》與《馬恩選》，密密麻麻的便利貼與筆記，成為我與老師、學弟妹織起的美好連結，迄今我仍和當時擔任助教的幾位大學部同學有聯繫，一起感恩那段時光。

我把我的懷念傳送出去後，想起我們一起把酒言歡的日子，那些在快炒店說不清楚是吃飯還是喝酒的歡笑喧囂、酒館啜飲時蓋過談話的電車聲、他要我回鄉選里長的懇切託付……。

七月十二日，老裴遠行。

我不知道辦公室在追思會場為什麼會擺出2002年的副刊投稿〈繞路一九八〇年代〉，讓我驚喜萬分。這篇文章我很有印象，它是老裴在學術外的抒情展現，這篇文章或許對一個大四的學生，在一年後找他當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而那個學生，也就是我，則模仿這篇文章，在BBS上寫出了一篇〈繞路一九九〇年代〉。這一天，我看到剪報才發現，原來，不是只有我被這篇文章吸引。

其實，〈繞路一九八〇年代〉表面上是記錄過去，實際上那是老裴對自己前半生的總結。老裴大約在35歲時才拿到博士，他的人生繞了一大段路，在2002年落腳東吳，由於入學早，起聘就是副教授（入學年代還沒有助理教授）。他一定想著要以這裡作為新起點，大展學術身手，因此在同年底，才寫下了這篇回顧自己與社會學結緣的散文。而讀著這篇文章的我，則被社會學深深吸引。

20年後讀著20年前回顧前20年的文章，不禁多了第二層感慨，老裴親自帶的學生不多，你很難用桃李滿天下來形容，甚至在他的專業領域裡，也沒有真的闖出太多的名堂，儘管大家都佩服他的才能與努力，但要能「功成名就」，還是需要一些手腕，更不能缺乏運氣。最終，他可能不是很滿意自己取得的成果，但是老裴啊，也許你定義1980年代是一段繞路的日子，但我想，你的繞路還沒在2000年結束呢，你就這麼繞呀繞的，找到了我們，你在你所沒有想到的地方，留下了寶貴的火種，這些火種如今都長出了抵抗體制的勇氣，也許生活載浮載沉，但明亮的雙眼仍能穿透萬物，看清本質，而這正是透過你那副厚厚的大眼鏡所帶給我們的亮光。

追思會後，學妹找我們一起到與老裴喝酒的地方二次會，一起談論老師，喝著啤酒，享受偶爾被電車聲打斷的對話。我是老裴進東吳後指導的第二位學生，儘管畢業後就回南部了，要論輩份還是有一點重量的。但是學長其實做不了什麼，只能在趕高鐵前，先把大家的酒水錢結一結。

繞路一九八○年代
裴元領（刊於中國時報2002年11月17日[SUN]人間副刊39版）

那時

當一條路歷經平面、地下化後又填回平面；當一座老屋在社區大改建後倖存下來，只剩群貓走動；當年紀尚未老大、但已習於兒童相見不相識的場景；當大官、大明星和大敘事不再成為某個時代的參考座標，而回憶本身往往就需要不斷再回憶—這地球不過又多繞了幾圈。

一年也不過三千一百五十三萬六千秒。每秒彷彿都有無限的可能，但每秒也將過去：小小的間隙一直在無聲中斷裂或連續。然而，對一個「記得某事物」同時又「不記得其他事物」的人而言，不斷回憶既有的回憶又有何意義？難道可辨認的事物不就同時伴隨盲點，而盲點就出現在我們的注視中？

看不見、聽不到、摸不著的經歷出現在一個人的體驗中：怎樣都說不出來。沒有任何一個外在的位置或地點可供站立，可供「超然而客觀的觀察」卻不遺漏不可觀察的盲點。我看見道路、老屋和兒童，卻看不見地球。

那時，大家都說地球是圓的。貓上下走動。

這裡

台北。我住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地方。

照片上、地圖上、文獻上和統計上的台北常常讓我陌生：典型的反應是「我不知道」；進一步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為何有人可以理所當然認為他(她)很清楚「台北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知道什麼」，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前者讓我保留慣習(habitus)，後者讓我保持清醒。

文獻中的「艋舺」、「錫口」或「唭哩岸」早已不復舊觀。「鼓亭」的鼓聲不再，就算「內湖鄉」或「士林鎮」聽來也頗遙遠。還聽到有人在捷運車上爭論「六張犁」是不是「七張犁」(七張)。我不只一次在六張犁站下車，但，從未親眼目睹「六張犁」原來長什麼樣子，包括捷運未高架化以前，及以後。

一九七○年代，一個兒童看見台北市內仍有稻田，高雄市亦然。

一九八○年代，有冷氣和沒冷氣的公車在各縣市鄉鎮繞行。街上有紅色轉盤投幣式公用電話，還有「迎接自強年」的標語。

儲存養樂多的大冰箱。第一家麥當勞。巨大的台北新站和記憶昏暗的台北舊火車站—曾與高中同學在月台擔任糾察隊的地方—已不可並存。

穿細肩帶、低腰褲的辣妹提醒我：這裡有其他定義。

或者，這裡不能太在乎任何定義。

一九八三年‧社會學(之一)

一九八三年聯考，讓我第一次知道有「社會系」和「社會學」。

在成功嶺集訓，才約略體會到「社會」是什麼：一大桶熱豆漿，濕透的軍服和舊式大澡堂。一大群脫光衣服的大男孩，在大澡堂內用力抹肥皂，再舀滿臉盆的冷水往身上沖；外面站一個隨時會吹哨子、叫你「停—」並快速著裝的班長。

社會，大概就是在別人的目光下搶時間吃飯洗澡罷。

那時，市區往故宮的路還是兩線道。故宮前是矮房。士林火車站仍在地上。官邸周邊有持長槍的憲兵和坦克。

到處聽演講。到處找朋友湊錢買酒。到處參加聚會，包括救國團(那時最具正當性的校外活動)和現代詩社。抽伸手牌香菸絕不手軟。專心胡思亂想。聽重金屬。聽收音機裡所有的流行音樂。練習留鬍鬚蓄長髮。偶像是魔鬼終結者。

和同學一夥包水餃、烤肉，偶爾參加不知如何跳下去的舞會。在擬似幸福的氛圍中，社會持續變化—那時人們稱為「發展」。彷彿幸福將永遠發展下去似的。「明天會更好」的歌聲飄蕩在許多角落。

要素組群
一九八○年代末，家裡買進第一部電腦。閃爍的綠色游標。從學校到科技大樓都有許多游標。同學們在冷氣房內盯著螢幕、專心寫作業。我只會塗鴉。看著高樓外的街景發呆。滿街的「夢醒時分」。

從每家開始有一部桌上型電腦，「一九七○年代」就結束了。

從教室裡開始有手機鈴聲響起—記得是一九九六年—那聲音讓「一九八○年代」在空氣中揮發成氣味般的存在。

我所知道的「年代」，在語意上不只是數字從零到九的排列。每個「年代」或「時期」，可以從它的要素組群(constellation of elements)來思考：例如「一九九○年代」可以想像成一個由手機、網路與筆記型電腦相互連結的過程，在台北市還包括捷運。這與一九七○到八○年代的要素組群—包括由公用電話、報紙雜誌、機車汽車貨車巴士、桌上型電腦(和列印時常發出尖銳噪音的印表機)等物件所組織的社會關係—截然不同。

時至今日，實體的信件與貨櫃仍在流通。然而拔掉電腦連線、關掉手機後，我們馬上就回到一九八○、甚至七○年代。電視只有三台，一份報紙只有三張，帶硬幣打公用電話(這是回到八○年代的簡便方式)，上電腦課宛如宗教儀式(打電玩是另一回事)—這些要素關係(物與物)及社會關係(人與人)在結構上的改變，無疑是社會變遷的基本向度。

在八○年代就熟悉電腦操作、並搭配電話(那時「大哥大」又大又重)和傳真機來過生活的，無疑是當時的前衛人士。附帶一提，那還是一般人提筆寫字的年代，要動用打字行進行電腦文書處理已屬慎重其事。學校社團還在教剪刀漿糊的貼版編輯。

所以，活在一九九○年代—這個「年代」尚未隨二○○二年而消失—的人們一邊用陌生的眼光看待過去，一面用不確定的心思去想像未來。接下來還有什麼不同的「要素組群」？這是「二○○○年代」誕生的契機。

一九八七年‧社會學(之二)

一九八七年解嚴，也是台灣最近一次達到兩位數實際經濟成長率。

彷彿一九八三年的自己：「好像知道、卻從不清楚自己知道些什麼」的困惑仍舊好端端活著。

某種說不出來的親密與生疏：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世界。

我只習慣並喜歡我正在做的事。

練習看一點韋伯(好厚的《經濟與社會》、他的方法論讓人禁欲)與馬克思(那時還是不折不扣的禁書，圖書館內只有兩本刻意外流的英譯選集)。

一九八六年，練習翻譯哈伯馬斯的《知識與人類興趣》。

一九八五年，練習在喝酒時仰望朋友牆上掛的馬克思與韋伯。紀登斯的書裡還不斷出現涂爾幹。

一九八四年，看小說、小說、小說。寫詩與散文。和幾位朋友在活動中心裡喝十元一瓶的可樂，說話、說話、說話。夢想改變世界。勇於認知。嘔吐並睡覺。

統計被當。重修時同學在教室門外扮鬼臉。沒冷氣沒電扇的教室汗流下來。

我喜歡的女生們希望和我做好朋友。

走路

在後現代社會走路，一切都變成前現代。

以前人問「你為何不騎車？」現在問「你為何不開車？」

沒人問「你為何不走路？」

走路會流汗會累，走路要小心突竄的車和狗和屎和破碎的行道磚，走路會迷路，走路會長雞眼(到處通用的說法)。

總之，走路浪費時間。

許多「路」也談不上美感。

然而，「一九八○年代」也走遠了。

走自己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七月十八日，老裴頭七，我想著七月六日那段給老裴的話，不知道他有沒有讀到，想著要再多說一些：

同學問我心情怎麼樣，我說我得要沈澱一下，暫時說不出話來。接著，我在月曆上數七天，寫上「老裴頭七」。根據民俗，死者的魂魄會於這天清晨返家，並由相關神祉帶領亡魂到城隍廟報到，註銷陽籍，再前往地府。

我想，要是還有什麼話要講，就是趁現在講了。

儘管老裴在古典理論領域被認為是巨人族中最巨大的那位，吸引許多頗好此道的學生追捧，但這部分我就不打算多說了。我只想補充一些不一樣的角度。

我還記得老裴2004年「林志玲熱」時寫過一篇〈林志玲是美的世界裡唯一焦點〉，收錄在《研究林志玲》一書中，印象中文章的結論是，年華會老去，林志玲要能夠繼維持美的焦點，就必須轉型，並以黛安娜王妃做例子，需要往公益形象發展。7年後，林志玲在2011年成立慈善基金會，我沒有問他，看到事情順著自己腦中的方向前進，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時間再往前推到2000年，我大學時在老裴的課堂上買過一本1999年的行政院經建會都發處出版的《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這本參考書班上沒幾個人買，整本書就是一項又一項的統計數據，細到連各地垃圾清運量、每千戶家庭中的音響數、彩色電視機數量，都統計得清清楚楚。「只要讀懂每一個數據，你就看穿了台灣的現況。」

到了碩士班，我找老裴寫他根本不熟悉的「社會時間」，為此我們兩個都拖了對方很久。儘管沒有什麼實質的學術價值，但是與老裴一起琢磨的「時間」，從不同意義上，都成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主題，一直到後來有了兩個孩子，在他們的名字裡，都看得到我回應這個主題的心得。

我曾在老裴的大學部理論課裡當過助教，迄今那幾本跟磚頭一樣的《資本論》與《馬恩選》還在我的書架上，要重新拿起來讀的機會不高，但裡頭密密麻麻的筆記，紀念著我的學習生涯，以及老裴透過我，傳承給大學部學弟妹的一脈香火。

寫了這麼多，我還有一段話要講。

身為他來到學校頭幾年指導的學生，我很努力的想要找張跟老裴的合照，卻想起當年不怎麼愛攀親帶故，不喜歡那種身為某某人門下生的氣氛，勉勉強強翻出兩張2005年的照片。一張是老裴好意帶學生到淡水兩天一夜出遊的合照，另一張則是同年年底，老裴與黃聖哲續攤約喝酒，我們幾個學生奉陪，在酒館的合照。

老裴就是個內向的人，只能藉著學術抒發自己的情感，他很關心學生，但其實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只懂得找大家到喝酒，這也是他學生時期行徑的複製。但是學生都看得出來，每每酒過三巡，一些內心話就會掏心掏肺的講出來。

身為不得志的教員，我看出老裴滿腔抱負卻無法伸展的敗犬形象，我也見過他興致高昂口沫橫飛的激動神采。但我想老裴終究是缺少了一點彈性，這種剛直一方面形成了這樣直接了當硬拼了的骨氣，另一方面，卻也造成他難以放下身段（或自以為放下身段）的性格。

老裴曾經不止一次在醉醺醺之際，鼓勵我從政，認為我除了是個有才情的實務工作者之外，還算過我可以拿到足夠多的票勝選，並有本事成名。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藉著醉意打哈哈，但我想，他是真的希望我成名。對我來說，那段8年的東吳大學生活中，與老裴在阿香海產吃著熱炒配台啤，或是捷運站旁Orange Cafe的深夜聚會的身影，在我的生命中，可能比學術影響留下更多痕跡。

好走，不再痛苦！